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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国学泰斗（著名国学）

2025-06-17 06:31 来源：故事志点击：

中国十大国学泰斗（著名国学）

本文目录一览：

1、国学泰斗曾仕强: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生必读的易经大智慧 2、他是国学泰斗、民国先觉，业余中医，却说：我是医学第一 3、国学泰斗是什么意思

国学泰斗曾仕强: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生必读的易经大智慧

易经是我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部巨著，历来被尊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千百年来，易经对我国的哲学、史学、文学、宗教、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初识曾仕强，源于他在《百家讲坛》讲解的《易经的奥秘》，幽默风趣，且又通俗易懂，让人获益良多。

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有太极，生两仪，谓之阴、阳。自然孕育之始，万物生化之源，一切由之而产生。

世界怎么能够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物种多元化，有不同的因素互相作用，互相激荡，它才会生生不息。没有矛盾，就不会起变化；不起变化，就是死亡。

一阴一阳之谓道。不是一个阴，一个阳，合起来就叫道。而是说自然的变化，世界上万事万物不外乎——自然孕育。但它背后有个道理，那个道理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的变化，就是阴阳之道。

阴可以变阳，阳可以变阴。坏人不一定一直是坏人，偶尔也做好事；经常好人也会做坏事。这种观念对中国人影响太大了。

我们中国人认为一内含二，以一为中心。

西方人认为阴阳是两个东西。

中国人认为阴阳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里面含有两种成分，一种叫阴，一种叫阳。合起来，它就叫太极。太极分出去，就是阴阳。讲一，它就是太极；如果讲二，它就是阳与阴。

西方，分大于合。

中国是合中有分，怎么分，都离不开要合。

西方人看地球，看到最后，就看出一个结果。他说一分为二。

中国人看法不太一样。他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先生是智者，更是管理学界的大家，他一生，著书立说，游学授课，足迹走遍世界各地、大江南北，将发扬中华道统文化当成自己终生的使命和最大乐趣，为之孜孜不倦忙碌并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6年，先生积劳成疾。

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他曾在镜头前乐观地谈到自己患病后的生活。

他说：“生死是有命的，那过程很重要。我们要欣赏那个过程。所以我就常常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个老先生得了癌症，而且还已经扩散，无从开刀起。他有八十几岁了，经不起化疗的折腾。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快快乐乐地面对它。所以每个人来看我的时候，都看我笑嘻嘻的，没有什么，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在那里叫苦连天。”

关于为人处世

先生有三句箴言：人人凭良心，时时立公心，自己先力行。

短短十五字，简单明了的说明了为人处世的道理。社会道德的恢复，不是大而化之的呼喊口号，而是具体从每个人开始，人人凭良心做事，通过自己的行为向身边的人传递正能量，好的社会风气才能慢慢形成。

凭良心有哪些好处呢?

在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的现代社会，“良心”的导正还有实际的用处吗？其实《易经》中的讼卦早就对此有所解答。

《说文》曰：“讼，争也。公言之也。”讼字一边是言，就是开口说话，一边是公，就是说给大家听。

人与人之间为什会“讼”呢?

讼卦的卦辞说：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有孚就是信用，就是诚信，窒就是窒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一旦窒息了，信用开始破产，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引起争端。

大家都不凭良心做事，谁也不信任谁，自己不讲信用，暗自去揣度他人，自然不会有信任感。

西方人的处事原则是合法，而中国人不仅仅要求合法，更进一步要求合理。每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来不违法，中国人只是在做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而已。

我们要“凭良心，走礼制”。孔子注重“礼”，认为礼制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人本身有很大弹性，所以我们的制度也永远是有弹性的。

有弹性的中国人、中国话、中国字又依据什么进行变通呢?

两个字：道德。道德是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但凡有人做了违反道德的事情，即使没有法律条文的约束也会为人所唾弃。最后的结果是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人生就是在不断的艰难险阻之下，自我成长。我们老想过一种很简单的日子——政府定了法，大家依法办事，这种模式五千年都没有实现。

所以讲来讲去还是要大家讲良心，自己管好自己。这些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最后变成最有用的。这是《易经》给我们较好的启发。

为什么要立公心呢?

人是社会性的，每个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公”。

《礼记-礼运》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说文》曰：公，平分也。背私也。可见要在人群中做到“公”就要对大家一视同仁，不能有很多私心，这就是《易经》中的同人卦。

同人就是大家尽量朝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同心协力，效果自然就会好。人要做到同人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每一个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人生观、价值观也不相同。

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完全相同，因为那不但不可能，而且不需要。但是最起码我们要了解到，只有求同才能存异，这就叫做大同小异。

孔子提出来的一个人类最高的理想，就是世界大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叫地球村。可是我们发现现在地球村推行得不是很顺利，到现在世界大同还只是有名无实，有待于我们人类共同努力。

同人卦的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于野”就是告诉我们，要由近推到远，由亲推到疏，一步一步地去一视同仁，才能实现。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个过程，慢慢从里往外、从近到远地推出去，才会比较容易做到，一下子要把天下人看成一样的，比较不容易。共同努力就需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求同存异——把大家相同的部分归纳起来，不同的部分彼此各让一步，自然而然地大家的看法就很接近了。

君子会同类相聚，而种族的差异确实存在，我们只要求做到，可以同的尽量同，没有办法同的我们尊重各有不同的成分、不同的表现，彼此谅解，彼此包容，这样就叫大同了，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同人卦的卦辞中，只有“同人于野”，没有告诉我们要“同人于家”，同人不是在家里完成的，在家里的就叫家人卦了。

换句话说，在家里面，我们可以靠亲情来彼此照顾，但是当我们出去以后，就要做到一点——用我们的理智来指导自己的感情。

先生教导我们“时时立公心”，就是要我们实践同人卦初九爻所说的：同人于门，无咎。首先要把私变成公，化私为公，为了公义而出门，时时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打开自己心房，将心比心，光明正大的与人交往，自然可以无咎。

凭良心也好，立公心也罢，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可以说毫无价值。所以在最后先生明确指出一定要“自己先力行”。

先生曾说：“中国人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人，但是要跟中国人讲道理，也是天底下最难的。”道理人人会说，但不一定人人会做。

所以，才要先力行。

阳明先生苦修西南，龙场一朝悟道，得出四个字“知行合一”。中山先生一生漂泊坎坷，始终向身边的同志强调四个字“知易行难”。这些无不与先生提倡的“先力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也可以看出“行”字的重要。

《易经》中强调“行”的卦就是履卦，履就是履行，整个履卦就是实践天道的意思。

履卦卦辞：履，履虎尾，不咥人，亨。“履虎尾”就是时时刻刻都好像走在老虎尾巴的后面，一不小心踩到它的尾巴，就没有命了。“咥”就是咬的意思。你踩到老虎的尾巴，老虎却不咬你，你就高明了。这个“亨”是指人庆幸没有被老虎咬，真是亨通。

这告诉我们，人生的旅途充满了危机，而度过危机的合理方式就是依理而行。“履”跟礼貌的“礼”，跟道理的“理”异曲同工，就是礼貌、礼仪、礼节、理智，都要根据道理来实行。

在履卦实践天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就是履行法定的义务，不做违法的事情，这是对每个人的最基本要求。在一切合法这个层次上再提高一点，就是一切的人伦日用都是精神合理的表现，就是凭良心，立公心，遵守社会道德，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

那么最高层次的履行天道又是什么呢?

是内心有仁爱之心。“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这是中国人的君子之道。

先生一生著作颇丰，有《胡雪岩的启示》、《易经的奥秘》、《家庭教育》、《孙子兵法与人力自动化》等。

1979年，先生在新加坡讲学，意气风发，高瞻远瞩，他在长期研究中西管理思想的过程中，结合中华道统文化精髓，首度提出“中国式管理”思想。

他认为中国的人文习俗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不能一味模仿和追随西方的管理模式，而应该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来化解中国人的问题，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谓开创中国模式走向世界的先河。

其后，先生在传播“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同时，逐渐转向社会层面的教育。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等学府，为在校学生进行演讲。

因此，其被誉为“中国式管理之父”。

先生曾言中国人所有的学问，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时隔数载，智者已故，唯那句一阴一阳之谓道，仍回荡于耳畔。

共赢生态-共品

他是国学泰斗、民国先觉，业余中医，却说：我是医学第一

导读：

1、乱世中耀眼的“明星”

2、自信爆棚的业余中医

3、任三大医学院院长，为中医站台

他以一张口、一杆笔，傲立于乱世。

他这样填写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

他被称为“疯子”，他说“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

他爱骂人，骂人水平极高，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口诛笔伐从来都不会留情。

他很“邋遢”，不爱洗澡，脏兮兮的衣服，长长的、黑乎乎的指甲，不妨碍他“指点江山”。

他满腹经纶，是一位通古博今的大学问家、思想家，被尊为“一代大儒”“国学泰斗”，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胡适语）。

他是坚韧的革命家，被视为“民国先驱”，在风起云涌的乱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语）。

他师从古文经学、诸子学和小学等领域的大师，青出于蓝胜于蓝，却被老师骂为“不忠不孝，非人类”。

他的弟子众多，不管是最得意的“三大巨头”“四大天王”，还是后人列出的“八大弟子”，都是影响中国近代文化响当当的人物；此外，还有几位是中医界的知名人物。

他生于余杭书香门第，家中珍藏古书5000多卷。6岁能诗，9岁起随外祖父习诵四书五经，并“涉猎史传、浏览老庄。”

16岁，他参加童子试，不屑论答“论灿烂之大清国”，据说因为写下“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排满言论，被逐出考场。家人为掩人耳目，以“突发癫痫而弃考”为说辞。

21岁，他入诂经精舍，师从清末朴学大家俞樾，历7载，学问大进。37岁时，公开发表了一篇《谢本师》，与政治思想不合的老师“反目”。

28岁，在上海任《时务报》撰述时，与康有为门人发生冲突，被殴打，避走杭州，自办《经世报》，与《时务报》分庭抗礼。他鄙夷功利、虚伪的“康圣人”之流，讥讽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是“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

34岁，他在《苏报》提倡民族革命、谩骂满清而身陷囹圄三载，也因此将革命之火彻底引爆。

39岁，他在日本东京主持《民报》，因排满、宣传革命新思想，二入牢狱，庭审时，辩驳的裁判长理屈词穷。最终，由鲁迅等代交罚金而获释。

44岁，婚后不久的他，“以大勋章为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而遭软禁，被好吃好喝的伺候了3年。

58岁，脾气不改，在康有为70岁寿诞，送上一副取自《中庸》《论语》语“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对联，暗戳戳而又明目张胆的骂康有为是“妖孽”和“贼”。

大革命时期（1924-1927年），他也因为思想壁垒和成见，被一批别有用心的政客所裹挟，被“拖去做反对大革命的炮手”“ 起劲为‘反赤’摇旗呐喊”。

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中华民国遗民”身份自居，远离令他失望的现实世界，回归到书本的学问中，其中包括了他的业余爱好——中医学。

“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寇为患，国难当头之际，他时而会放下书本，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告。

63岁，一次在燕京大学演讲，五大弟子“护法”，阵仗非比寻常：钱玄同负责板书，刘半农负责他满口的余杭土话方言的翻译，黄侃负责倒水，马裕藻和吴承仕负责回答学生的提问。

生活的他有点可爱。

34岁时，上报刊发“征婚告白”征婚，列出续娶五条标准，有地域限制却又开明，言“夫死可嫁，亦可离婚”。他还说过“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

44岁时，他续娶民国才女汤国梨，前卫的举办了一场西式“文明婚礼”，一时之间，轰动上海。

他与流氓大亨杜月笙交好，杜月笙的名字，也是他给改的。他还给四个女儿起名，章㸚（lǐ）、章叕（zhuó）、章㠭（zhǎn）、章㗊（jí），江湖传言，这几个生僻字吓退了不少青年才俊。

他的逸闻趣事，还有很多……

他的学生陈存仁，写过一本《阅世品人录》，曝光了章太炎的不少“料”，以及被困北京时期的84封家书。个人事迹、人情世故、情感八卦等等，趣事多端，倒是有点像写小说。

他“追星”，因为仰慕顾绛（顾炎武）而改名为“绛”，号太炎。

他就是章炳麟（1869 -1936年），世人口中的“太炎先生”。

可他却说：我是医学第一。

郑逸梅在《艺林散叶荟编》中记述说道：“有人问章太炎：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太炎笑答：都不是，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书香门第出身，祖上又是富甲一方的大户。即使后来家道中落，也是“瘦死的骆驼”，家境也算殷实，书香未断。其祖父章鉴（字“聿昭”），妻子生病被庸医误诊致死，遂发愤读医书，小有所成，开始为亲友开方看病，效果还不错，于是慢慢地开始给乡邻看病。就像喜欢藏书一样，对章氏来说，行医看病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已。到了1860年，太平天国起义，兵连祸结，但凡有点家底或者有投奔去处的老百姓，都在奔走避难。章氏一门也不例外。直到3年后，战乱平息，才回到余杭，只是物是人非，家无余财了。好在章鉴有医技在身，行医乡间就成了主业。

彼时，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字“轮香”），正值盛年，学问也大，受到了官方的赏识，担任县学训导，一时之间也还算风光。不幸的是，因为与造成“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知县刘锡彤过从甚密而被牵连革职，不得不退居乡里，在为章氏子弟讲课的同时也以医立身。后来的县志，言其“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

似乎是受家庭的熏陶，章太炎也喜欢医学，特别喜欢收集古代医籍和古今医方，也写过医学论文，著过医书，有《霍乱论》和《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出版。个人以为，但凡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人，谁又不会爱上中医呢？中医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片沃野。

章太炎曾说：“吾家三世皆知医。”

三世，包括了他自己。

然而，尽管章太炎说在自己的所有学问中“医学为第一”，为何医学史上却没有他这么个人物呢？

毋庸讳言，中医理论水平和医术差强人意。

“将传统医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话说的似乎有点大。

有人说章太炎“为亲朋治病,常能手到病除”。

有人说他“精于理而疏于术”。

我个人不赞同这两种说法，不敢恭维章太炎先生的中医理论水平和治病水准。

不敢妄评先贤，但也不做一个歌颂者。

人无完人，谁也不是全才。

（1）医术

章太炎，爱读医书，喜研医理，时而会按奈不住给人开方看病，并且爱用经方。那么，他的医术水平怎么样呢？看几段文字：

1904年，因《苏报》案，章太炎与邹容一起被监禁狱中。为邹容看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为邹容看病开方是事实，但看病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至于给孙中山先生开方，应该是在日本期间，药吃没吃都不得而知了。

至于1920年，章太炎自治愈黄疸的事，不敢妄加揣测。但是，这一年他还自己

诊断过“阳明少阳病”，自己开方四五剂没有疗效，后来请来中医仲右长诊治好了，倒是事实。

《伤寒论》96条小柴胡汤方后加减有言“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猜想，章太炎按图（症）索骥（检方）所致。按仲右长所诊“阳微结”，是“必有表，复有里”，用小柴胡汤就可以了。他在《医术平议》里批判郑文焯说“按病检方，而不察起病之本，是亦徒知经方，不知医经者。诚用其术，惧不可以应变”，却应在了自己身上。

对于，章太炎的医术还有一个流传版本，大概是这样的：

章太炎认为自己医术高明，很爱给亲朋好友开方看病。但凡见到有谁患牙痛、发胃病什么的，便主动为人诊治开方。他说理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效果根本就不行。据说，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开的药。但是，碍于情面，当他问起时，都说吃了他开的药好的。这样，章太炎越来越自信。中年以后，自信心更是爆棚。他的孩子生了病，他也不肯去请医生，一定要自己看。夫人汤国梨深知他的脾气，表面上让他开方看病，背地里却偷偷另请医生来治。孩子的病好了，章太炎就以为是自己治好的。如此一来，他更为自得了。他常和人说起，谁谁的病吃了他的方子如何灵验，听的人似乎都知道事非如此，但也没人当面说破。

我个人相信最后一种说法。看到此处的您呢？

说一说另一个根据——医理未透。

（2）医理

章太炎通医理是毋庸置疑的，看过那么多的书，也写过不少文章。他对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和《伤寒论》都是下过功夫的，只是还欠点火候。

但是他学通、学透了吗？没有。

尽管章太炎的传统文化功底很深厚，但是他医理不精。现代医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还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觉得中医的理论不科学，主张废除阴阳五行之说，摒弃“天人通应”的理论。在他的头脑中，这些都是杂草、糟粕，太低级了，是会让别人耻笑的东西。他说“五行、六气字样，徒令人厌笑”“通天人、陈五运者,医之稗荑”。（后来，对六气又有了新的认识，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说“六气可凭，五行五运不可据”“不知六气三候，而欲按病疏方，则人人能为医矣。此本专门之技，岂文儒泛滥者能袭取。”）

他在1926年的《医界春秋》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在上海国医学院任院长时，撰“发凡起例”，说要“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

这是西方来的“赛先生”（SCIENCE）造就的一个时代现象，能有几人幸免？和我在前面几篇文章写到的胡适、鲁迅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章太炎是中医爱好者，有着一定的中医功底。这才更令人感到悲哀。

1927年12月，中医界的秦伯未、王一仁、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等7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公推章太炎为首任院长。因为学术主张不同，徐衡之、章次公、陆渊雷、章巨膺等，在1928年重新创办了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太炎为院长。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正式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

1934年秋，章太炎对上海繁华嘈杂的生活心生厌烦，由上海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太炎先生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题写校训“诚敬勤朴”，在苏州国医研究院医刊上题词“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

还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的房子，还是章太炎以二万四千元巨款购得。

由此可见，章太炎在医学界的声望也是很高的。只是，这与他的医学水平并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一身的名望所致，也与他的两个学中医的学生陈存仁、章次公的参与促成有关。章太炎不缺这些头衔，他有的只是对中医的喜爱和想为中医教育助一份力。

章太炎虽然学医不精，但在中西医论争、“废止中医”案中为中医站台。

他说：

中医迂缓而有神效，其失也糊涂；西医切实而直速，其失也执着。

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不苟得,以疗者之口为据。

夫中医不可废也。然或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则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