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府衙，一部国家制度进展史！

南阳府衙，一部国家制度进展史！

十五年前，我与友人温郁松一起游览南阳府衙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大杂院。

如今修葺一新，在府衙前后走走看看，冬日的阳光洒在开阔的大堂前面，令人惬意。

在府衙燕思堂的东屋，我看到了几幅名人题字，内容是称赞1936年南阳的土地清丈活动。

什么是土地清丈，说通俗点，就是重新统计土地面积，厘清边界，做好界定和分配工作，而与土地清丈工作同时进行的，往往是人口统计。

新朝建立，国家初步稳定，第一件事便是做这样的事情，土地和户籍涉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出台，关系地方利益，对于政府和老百姓，都是大事。

经野分田，厥为古制。

谷禄不平，为政之弊。

堪丈农亩，裕国至计。

既清地权，乃均赋税。

绩若南阳，共觇刊制。

——河南南阳县土地清丈专刊题词 孙科行政必自经界始。

——河南南阳县土地清丈专刊题词 冯友兰体国经野——于右任其中于右任等人写体国经野四个字，令人印象深刻。

这四个字语出《周礼》，体是划分，似乎还有以国为体的意思。

经，经纬四野，也有划分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治理城内城外。

在春秋战国时期，城里面和郊区的人，叫国人，城墙外面的人，叫野人。

城墙内外，有着自由和义务之分，国人有一定的议事权，享受国家利益的同时，对国家也有一定义务，例如有义务纳税和打仗；野人呢，相当与除了种地吃饭，拉呱闲话，对国家没有什么要紧的责任，是国人的奴役阶层，他们的作用就是供养国人。

当然，这种机械的划分越到后世越抽象。

就像如今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享受的政治权利大小和便利程度不同罢了。

于右任老爷子题写体国经野这四个字，是称赞土地清丈，对城里人，乡下人都有好处，是致力于治理国家的第一步。

而让我心有所思的是，国与野的划分。

南阳梅花寨，红色位置为府衙在府衙的门前，有一副清末的南阳地图，内城面积并不大，里面却林立了府衙、文庙、兵营、书院、祠堂、火药局，所谓国人，能供城里人能居住的地方，面积很小。

这城里人除非住在这些事业单位和国企分配的内部房里面，其他能住的地方，地价不会便宜。

住在城里，基本上是挨着政府机关驻地，临近学校和娱乐场所，能住这样的位置，一定非富即贵。

而在集权专制的皇权社会，世袭、科举是入官的主要途径，城里这些人，排除一些做生意的富商，多数人应该都是公务员的家属。

这样一来，体国的含义不就是加强内部管理吗？本来就是自家人，自家人基本都是官吏及家属，那么管理自家人，就要靠一套伦理和法典，这伦理和法典，简单来说，就是儒学的外衣，法家的手段，阴阳家的投机。

所以看那府衙的楹联，都是儒家的修身反省和谆谆告诫。

我们著名的词作家乔羽先生来南阳，游历府衙，写了几个字：干部来此应多思。

当时一群陪同的领导和观众都拍手称好。

乔老爷子，应该是看了府衙不少的楹联，有感而发。

看府衙的几幅楹联：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鹃啼鹊噪恐有冤民春雨无私进衙先拜清风二字青筠有节出府再留正气一身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易事但问一官两千石所造何功这些楹联读起来何等灿烂，不过实际做不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有一个偏见，就是条幅上宣传什么，实际上就缺少什么。

以这样的眼光看了好多年，基于个人偏见和经验，总是觉得大差不差，你看那清代府衙楹联那么高大上，本应该清官无数，那为什么老百姓还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冯友兰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短暂的清知府，冯先生在回忆童年的时候讲了一些衙门的事情。

知府靠地方的税收养活，但是知府所带的师爷和一批内务人马，是没有工资的，他们要靠知府大人靠派给他们的各种差役中获取工资，那么这里面的门道就有很多。

据我所知，从收租用大斗小斗到写诉讼状，给人打板子下手轻重，都可以捞到钱。

就看知府大人带的队伍有心够不够黑而已。

木驴展示俗话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衙门的钱，下水的船。

法无三日严，草是年年长，公门里面好修行啊。

国人的治理，自有一套阳奉的规则，和阴违的操作方法。

嘴上仁义之乎者也，心里就要遵循厚黑学教主李宗吾的那一套求官办事功夫，脸皮要厚，心底要黑，空、恭、绷、聋、弄，即写官样文章要空，不能说真话；对上司要外表恭敬，如同发自肺腑；对待下级和老百姓要有威严，绷着脸，说话要有大道理，最好引经再据个典，让人听不懂；对来自下面的大实话，要装聋作哑；当然摸爬滚打，想往上爬，少不了花钱，还要有门道、会弄钱。

这在皇权社会，可谓做官必备技能。

看《万历十五年》里面说的那个海瑞，硬是一个愣头青，不按规则办事，不照常理出牌，节度使上任，别人都大摆筵席，他硬是写亲笔信告诫，满口仁义道德，弄得人人讨厌，连自己救命恩人徐阶的弟弟贪赃枉法了，也丝毫不留情面地逮捕，弄得众叛亲离，成了一个人人敬而远之的怪物，这样的官员，怎么能成大事？当然，我说的都封建专制时代的事情，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嘛。

体国说完，该说说如何经野。

《孟子》上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说简单点，井田制，就是在地上画个井字，中间那块儿是公家天地，用来交租，其余八块田地由八户分别耕种，中间的地由八家共同耕种。

野人，就是做这事的。

野人没有什么地位，征战的劳逸，国人的消耗，基本上要靠野人的同养公田才可以。

井田制虽然后来开阡陌，均田制了，但是农村供血城市的格局，至今不变。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成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啊。

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的躯体，躯体再强壮，也要靠血液供养，没了血液，怎么生活？这就是国军失败的原因嘛。

南阳府衙地牢中国不少朝代的改朝换代，都伴随农民起义，农民没法活了，就要揭竿而起。

农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打天下，分田地，这个田地的分法最初也很单纯，就是平均分配，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地少了可以，但是不能不平均，大家都是人，凭什么他要比我多？我们现在闹革命，你还信什么国人和野人，首先就是革命的对象，理由嘛，很简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样多好。

老子把天下打下来了，老子也是城里人。

但是我们既然改朝换代，就不能重蹈覆辙，我们要自己要：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国家出面管理一切。

相必诸位也能看明白，我是在说这个太平天国。

想象着一个没有等级，男女平等的大同世界，想一想，都很美。

可惜，太平天国失败了。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嘛，地区有不均，中国那么大，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差异必然存在，国与野不仅仅是行政的划分，也更是根据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人为地要抹平这些区分，难免太乌托邦。

中国的农村曾经长时间处在封闭、稳定的井田制思想笼罩下，治理靠乡贤，维持靠一代一代的年轻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儒家伦理、世俗道德、宗教教义以及一些阴阳迷信，在农村社会扮演着法律的角色。

可是工业革命，加大农村与城市差距的同时，也破坏了农村与城市几千年以来所处的平衡。

农村成了工业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环节，而不单单是国与野机械的划分中，被奴役、供养国人的那个主体。

这个时候，靠自产自销，物物交换的传统农村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史》上说，新学教育发展以来：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想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时单向的迁移。

这个现象，我想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大学毕业生向往北上广，农民工在大城市打工挣钱，农村只剩老弱病残幼，这现象也是中国如今的大问题。

在新学教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的国与野的虽然有划分，但是从对儒家、法家、阴阳家的因循方面，区别不大。

虽然国与野有所区别，但两者所享有的价值观，儒家伦理等内容，可谓相同。

南阳府衙和内乡县衙里的楹联，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念和大户人家的家训、农民的俗语并没有太大差别。

官员退休了，告老还乡，还能影响一方。

而如今，这些规矩被颠覆，新学教育，也不再是四书五经那一套，而是西方所谓科学的课程划分。

农村被掏空。

成了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地方，城市对农村的需求从单纯的农业，升级为劳动力和人才的吸引。

五四运动以后，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人，都相继在中国的农村开展过乡村改革实验。

晏阳初在《平民理论》中说：中国社会是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统一，皇权只能管理到县，不能管理到分散的彼此隔绝的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实际上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绅士来治理。

绅士身份是通科举制度相联系的，一般指具有生员以上身份的民，绅出为官，官退为绅。

在正式的权力机构无法深入社会基层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绅士凭借自身垄断的知识权威和政府赋予的政治特权，成为地方基层社会的权威。

政府——绅士——村民。

但是，随着绅士阶层失去了基本的力量补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千年以来绅士阶层管理乡村社会的传统。

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说，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供学生只知道在课堂上划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帮助，等等，解决这个弊病——惟有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新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上面。

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献计献策。

不过都无法突破时代的格局。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国人、野人，都是人民。

中国的户籍制度虽然正在瓦解，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很大，体国经野，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消除城乡差距，如何最大限度地追求一下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价值观，是个问题。

河南巡抚于荫霖墓前遗留的一对石狮子